“窗外有些微雨,月色朦胧,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,却另有一种轻颦浅笑,温润静穆的姿态。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,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”。这是1946年左右的某个晚上,丰子恺先生和郑振铎畅饮一番后留下的文字。

据说那晚在杭州,丰子恺本已喝了一斤多黄酒有些醉意,适逢多年未见的郑振铎来访,竟然醉意全无,兴奋地邀请其再小酌下。温好的黄酒搭配几碟酱肉、皮蛋、花生米,两人开始对酌,酒越喝越多,话音越来越高,往事仿佛讲也讲不完。用丰子恺自己的话,就是“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,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,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”。

(来自网络)

丰子恺好酒,尽人皆知,在他的文字和漫画里有不少酒的影子。丰子恺尤其钟爱黄酒,没有绍兴黄酒的地方,他是不能长住下去的。比如有次应邀赴台湾考察,台湾的酒实在不对丰子恺的胃口,而且当时在台买不到绍兴黄酒,他非常扫兴,直到学生从上海买了两坛绍兴黄酒托人带去,丰子恺才稍稍高兴起来,但终归并不尽兴。

后来在台湾海峡对岸的厦门,丰子恺喝到了满满家乡味的绍兴黄酒,而且相当尽兴,还挥毫了一幅饮酒图作为纪念,此图刊发于1949年3月28日的《江声报》。让丰子恺尽兴而归的位于中山路的“三余酒店”,正是当时厦门经营绍兴酒的佼佼者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厦门的酿酒业有一些作坊和几家小厂,但是由于生产设备和技术条件限制,所生产出来的也只是米酒、地瓜酒和糖水酒占大部分。绍兴酒和玫瑰露、国公酒、五加皮等各种色酒,统称“北酒”,主要从天津、上海等地运送过来,每年输入量约四十余万元(以当时货币折算),备受民众的青睐。

那时候不少厦门人喜欢喝绍兴黄酒,酒度数低不易醉,又香甜好喝,待客也是颇有面子的选择。上海伟大花雕酒,“三余商店”的绍兴远年花雕、后江埭51号的“醇泉酒厂”精制的金鸡老酒、久年花雕,后江埭31号“东南酿造厂”出品的花雕,华记行出品的“杏花酒”这些酒都很受欢迎。

花雕酒最早主要来自江浙一带,由酒行经售并转销漳泉等地,最早是”缸”和“瓮”装,后来改为“干”装后更加便于售卖,烟酒摊也有兼售,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大约每打的价格约两元五六角左右。

后来厦门本地的“醇泉酒厂”、“晋源”、“东南酿造厂”等生产的本地花雕和外地的比起来价格上略有优势,每打可以便宜一元左右,对江浙一带的花雕有一定的冲击。

民国时期的“三余酒店”就是由经营绍酒而发家的,酒店的创办者叫徐惜三,浙江绍兴人,最早在中山路开“开明书店”,日据时期,书店无法经营,为了维持生计,筹措了款项后在书店的旧址上开起了“三余”酒店。

酒店起名源自“惜三劫后余生”之意,最早只是做一些零售业务。抗战胜利后,上海与厦门的交通恢复,徐惜三的几个儿子充分运用浙江的乡亲资源运作经营,三余的绍兴老酒销量逐渐红火,直至后来占厦门酒业市场前茅,日均销售量有七八百斤,逢年过节时候可达2000多斤。规模也逐渐扩大,在苏州有酿酒厂,在上海也设有“三余分店”。

“三余酒店”牌号的特色除了主打的绍酒之外,还有药酒、玫瑰露,采取前店后坊的做法,自己酿酒还制作白醋、麻酱、火腿腐乳、油浸鳓鱼,兼营的火腿、卤肉、糟醉、酱鸭、酱肉、皮蛋、榨菜、瓜子、桂花酱色等土特产。

酱鸭、酱肉肉质紧实又有嚼劲,醉蟹、糟鱼和火腿腐乳带着独有的咸香,搭配黄酒的温润甜美十分得当,美酒美食相得益彰,这也是“三余”吸引顾客的另一优势。

“三余”牌号的这些江浙甚至全国驰名土特产,把“三余”不仅打造成绍酒的基地,还成为独具特色的南北名产总汇,有的产品甚至还远销到南洋。

另外,三余的酒都采用上等的牛庄高粱、地道药材和高级香料精酿而成,对存窖期严加控制,品质过硬又味道优质,吸引了不少行家名人前来品尝鉴定,在包装方面由坛装改为瓶装,还采取了上门推销、免费送货、每月结算等措施,销量更是大大增加。

1956年左右,“三余酒店”参加了公私合营,后来并入了厦门酿酒厂。

如今,“三余酒店”早已是发黄的老照片,走过人头攒动的中山路,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起,70多年前丰子恺先生正是在那喝到那口迷人的“乡愁”!

(部分内容参考自1932年《厦门工商业大观》、1947年《厦门大观》、《厦门工商史事》、《厦门老报刊广告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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